[18]一些新州虽是人为创设缺少历史传统，但州宪能在短时间内凝集起一州人民的宪法认同感，增进民众对本州的归属感。

二是执行裁判活动，也就是在执行过程中遇有诸如诉讼标的变更、执行对象发生变化或者执行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情况，执行实施机构应当中止执行活动，将前述事项交由法官予以裁决，后者经过审查作出执行裁定。目前，在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问题的处置上，我国普遍实行由侦查机关自行处置的工作方式，结果造成了侦查权与涉案财物处置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侦查机关与案件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影响了司法活动的公正性。

由此也意味着大司法行政模式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司法行政机关开始了管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时代。可以考虑在监狱机构设置死刑执行部门和执行设施，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死刑裁判文书和最高法院院长执行死刑的命令之后，监狱死刑执行官员应交付法警执行死刑，检察机关可以派员临场监督。2000年，司法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仅剩下一所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根据前一模式，司法行政机关在管理政府法律事务的同时，还有行使检察职能，也就是代表政府对犯罪案件行使刑事追诉的职能。又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过去对司法鉴定机构也采取行政控制的管理方式，凡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负责人的任免、人员的调配、工资福利的发放、人员的奖惩等事项，几乎都由司法行政机关像对待公务员那样加以管理。

1985年12月，司法部曾对全国司法干部培训体制作出过调整，设置了包括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在内的若干院校，仍然保持着对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干部的在职培训职权。但是，这一设想没有得到任何认真的回应。新设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群众对惩防腐败、建设清明政治的根本要求，其人民性特质更加彰显。

完善监察辅助人员配置，根据岗位需要招录不同的人才，逐步建立起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监察辅助人员、监察行政人员队伍。人民政府称谓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和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委员会即地方人民政府。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府一委两院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运行方式主要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上下统一、内部协调、横向协作、整体统筹的体制机制，具有明显的科层制特征。正所谓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5]，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行，正是基于时代需要和国家治理的需求。

监察法律关系着重于规范国家监察权的运行，实现反腐败目的。因此，我国构建国家监察制度这一惩防腐败新体制需要审时度势，并对国家监察权力属性作出科学的论断，以此进行国家监察权运行的制度设计。

张德淼、王广辉等教授，武乾、周凌、林必恒、张荣等副教授，张新平、徐凯、史可博士研究生，孙逸啸等硕士研究生作为课题组成员对本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基础性材料，特此感谢。这种社会性的表现之一在于国家监察权力运行时，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协调与配合必须寻求与之契合的基点，这种契合我们亦可称之为权力间的统一性。（3）改革传统纪检、监察经费保障分灶吃饭、分级负担的体制，建立省以下监察公用经费、监察业务费、反腐败专项调查费、技术装备费、基础设施建设费、教育培训费、国际合作费、反腐败大情报系统专项建设费等保障标准，预（决）算管理制度，根除传统纪检、监察经费保障滋生的种种弊端，为国家监察权统一公正高效行使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调查活动中，既要收集能够证明被调查人违法事实的证据材料，也要收集能够证明被调查人违法事实不存在或者情节较轻的证据材料，[46]需要担负案件事实查明的客观义务。

那么其性质不仅是否还具有行政机关的属性亦或是司法机关的属性，而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否应冠名为人民监察委员会，是当下理论界、实务界争鸣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这一产生途径将载明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亦处于同一宪法地位，当是与之相平行的独立国家机关，其与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构成一府一委两院这一新型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二）国家监察权属性之界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社会生产本身的固有矛盾[32]，政府的调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实堡垒，由公权力配置社会资源是国家的必然选择。

国家监察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力而非综合性权力。其二在于，监察法律关系与行政（监察）法律关系以及刑事（检察）法律关系之间存在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根植于其权力性质是固有的而不能混淆。

具体包括：对涉嫌腐败违法可能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监察对象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或决定延长逮捕羁押期限。正如同企业要获取利润需要投入生产成本，国家治理要获得反腐败效益就必须支付反腐败成本一样。

3、国家监察权的运行对分权控制、协调配合原则的遵循问题。2、修订《宪法》相关条文，规范国家监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制约关系[2]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第142-14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但是，该观点仍然存有缺陷，具体表现在： （1）该观点是将国家监察权内部各权能孤立开来的偏颇认知。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反腐败机构，行使国家监察权，直接关系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必须通过法律将行使权力的人员特定化，将职权的范围界限明晰化。具体包括：对涉嫌腐败违法可能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监察对象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或决定延长逮捕羁押期限。

这一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相结合的权力体系构成了我国反腐败的主要模式。将国家监察制度纳入法治化轨道，仍需进一步厘定和处理好其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关系，再者是厘清和处理好其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厘准和处理好其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

[18]根据职权调整对象的不同，公权力的类型可以分为对人权和对事权。[28]参见《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109条第一款的规定， [29]熊秋红：《监察体制改革中职务犯罪侦查权比较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02期。

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监察辅助人员结构。[24]还有学者从功能主义的进路分析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继承，认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为了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并且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它必须行使原来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并提出新加坡等地反贪专门机构均享有不低于刑事警察的职权配置，我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将要行使的职权已经溢出了对调查权内涵的通常理解，而实质性地成为一种侦查权。

中央层面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对所有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进行监察监督。另外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那些专注于在司法机关内部执行反腐败职能的特别调查机构。这必然引发对国家监察权属性界分讨论的正当性、必要性。此后，虽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但事关国体政体的基本制度通过1982年修订的宪法继续坚持和予以保障至今。

国家监察权的创制来源于上述五种不同属性的权力。国家监察委员会性质根植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人民性，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一根本性质的基本遵循。

[41]不同的腐败行为有各自特点，但腐败行为之间鲜少孤立，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联系，只有合理配置反腐败投入的各项资源，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益。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监察权的行使主体，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处于同一位阶的地位，直接决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地位及其性质根本性遂变，即其从原行政监察机关遂变为相对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宪法地位、性质与原隶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监察机构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32]王习加：《公权力配置资源与预防腐败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17]引自《诗经.皇矣》。

国家监察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力而非综合性权力。[9]人民利益至上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显著特征和优良品质。[57]如果权力缺乏监督制约，其结果必然导致腐败。这意味着需适时修改宪法相关条文，使之载入根本大法具有制度化法律化的宪法保障，才能避免和防止未来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确保包括国家监察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及司法体制等基本制度的安全、人民政权的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

1、现代公共权力第四权。其中，监察辅助人员比照司法警察类、专业技术类等工资标准序列管理，监察行政人员按照略高于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工资标准序列管理。

一方面，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国家监察权，将行政监察从内部监督与调查改造为外部监察与调查，调查权能性质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这无疑有利于调查权行使的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经济学强调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得最大收益，反腐败资源的配置同样应当遵循有关成本——收益核算的原理和资源配置的客观规律，反腐败成本投入所造成的不必要代价等于所获得的反腐败收益是反腐败成本投入的最高限度，反腐败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该成本投入是最恰当的，如果反腐败成本投入过量，会造成不必要的代价，如果反腐败成本投入不够，则不能达到预期的合理的反腐败收益。

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行使国家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有独立性。监察官作为国家监察权的行使主体，其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监察权的统一高效运行。